學校的音樂教育，在台灣是斷掉的。大部分的台灣人中止於小學的直笛或是口風琴，我猜70%以上的台灣大學生還是不會看五線譜。
瑞典在1960年代，出了一個政策讓全國學生都可以選一個樂器，國家買單。管樂、弦樂、打擊都可以。這個全民玩音樂的社會主義政策，造就了瑞典成為世界音樂第三大出口國(僅次於美國跟英國)。
日本大學生中，有25%玩過管樂。管樂是中學的音樂教育，順便也變成一種團體的群育教育，美國更是與啦啦隊、足球中場表演這種嘉年華結合。日本人你隨便問一下，年輕時吹過個什麼豎笛、小喇叭的很多。後來成人就會有很多社區樂團，不一定是管樂團，交響樂團也需要管樂。
台灣比例大概是日本的一半，台灣音樂班的音樂教育，創造一大批老師，這些老師除了私教鋼琴小提琴外，有些修管樂的就帶上了管樂團，助推了2000年之後這段的發展。
目前台灣大約有600個的管樂團，管樂人口估計有20萬人(我認為更多)，亞洲目前印尼、泰國、越南都快速崛起，中國大陸之前也很蓬勃、香港跟新加坡水準高。台灣是介於中間，深度廣度都還不錯。
日本美國之所以管樂蓬勃，是因為它們認為管樂是教育，不是技術。不只是音樂教育，還是一種群育，也是素質教育。台灣在進入中學後，因為過度重視課業，這段教育是嚴重缺失的，反而透過一些零星的社團補足這塊。
管樂教育的內容太多了，除了自我提升與自律之外，還要能與他人合作，通常參加過管樂隊的人，在出社會後會展現更好的團隊力、抗壓力與領導力，這些在范家銘教授的文章中有更詳細的闡述。
台灣因為中美斷交，外交空間一片哀嚎，後來美國另外強化與台灣關係，台灣就利用北一女為首的儀隊，當成外交聯繫的青年紐帶。本來很多學校自己的樂隊都只是一些愛音樂的人弄管樂社(很多感覺還蠻地下化)，後來因為這個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解嚴版本出現(類似童軍社)，讓管樂隊逐漸壯大，並跟儀隊結合，形成一個學校榮譽，並且政治正確的選擇，建中當年也受到這樣的壓力將管樂社改制為校隊類型的樂隊，並選擇成績好的同學參加為國爭光。剛好這時回國音樂老師的人才增加，也找到一個工作與發揮的出口，帶動了更多學校樂隊的蓬勃發展。動輒百人、二百人樂隊，當時蔚為風景，也是許多學校對外行銷、對內凝聚的校譽承載器。
但樂儀隊還是包袱比較重，因為台灣集體意識上認為玩音樂不是正經的，只有學業好的有資格玩，所以尤其像早年建中北一女的樂儀隊總是讓人覺得是特殊階級，又要品學兼優，又要身材臉蛋，這背後有模範青年軍的底層潛意識。
建中1992年改制成樂旗隊是一個特殊的美麗事件，這當中主要驅力不是老師，不是學校，而是學生的自主意志，這樣的動機發展出一個自生的榮譽體系，是為自己，而不是為家國而戰，形成了建中樂旗隊不同於其他學校由老師或是教練驅動的特點。後來能經常出國世界比賽冠軍的，只有建中，其他學校有些好手會過來組聯隊，這點非常珍貴與特別，事實上也值得當作台灣教育史上的一個研究片段。這是自由意志，是脫離集體意志的真實例子，展現在台灣國際空間掙扎史的一隅。
日本橘高校以及日本當地無數厲害的學校，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處理好我們這些高中樂隊在處理的集體意志v.s. 個人意志的問題，音樂水準更是因為整體音樂教育水準高，團員能力強，所以技術面更加游刃有餘。坂本龍一是參加抗爭的音樂家，音樂與政治其實一直沒有離開，台灣要走的路還很長，樂旗隊只是邁向現在化國家觀察的一個小面向。
台灣跟日本音樂的素質，差距本來就很大，這點我們就先不去比較。橘高校來，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，青年自由意志與青春，如何展現，那些日本女孩的笑容，不是教練逼出來的，是為了做自己而開心表演所呈現的，這就是我們看橘高校中最美麗的亮點，這是我們最值得跟她們學習的。
儀隊的槍，變成旗隊的旗，這中間，可是很大很大的一步啊。